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诺贝尔获奖作品莫言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很多人误以为莫言是凭借该作品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莫言获得的是终身成就奖。在2012年时，《蛙》甚至还未有英语版和瑞典语版。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既可以表彰一部作品，也可以表彰一个作家的终身成就。以以往的获奖情况来看，诺奖似乎越来越趋向于终身成就奖。2010年略萨，2011年特朗斯特罗姆，2012年莫言，2013年门罗，都是表彰他们的终身成就，并非某一部作品。

【莫言主要作品】

红高粱

莫言1985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自此引起文坛关注。小说描写了一个无名无姓的黑孩子，他坚忍地活在苦痛的现实中，以一种自虐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强大。作品成功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外部世界。

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梁》，为莫言的成名之作。书中创造了莫言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红高梁》曾荣获第4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梁》获第 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蛙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在艺术上极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整部作品以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 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本书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09年“文化原创榜年度图书虚构类致敬作品”，并入选多项年度好书排行榜。

【莫言其文】

面对着这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保持冷静的心态，透过过剩的媒体制造的信息垃圾，透过浮躁的社会泡沫，去体验观察浸透了人类情感的朴实生活。只有朴实的、平凡人民的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在这样的生活中，默默涌动着真正的情感、真正的创造性和真正的人的精神，而这样的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真正的资源。

作家当然可以也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胆地创新，大胆地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处理生活，大胆地充当传统现实主义的叛徒，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抗，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他们作品中贯注着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态度，则永远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我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必须在作品中倾注我们的真实情感，不是为了取悦某个阶层，不是用虚情假意来刺激读者的泪腺，而是要触及人的灵魂，触及时代的病灶。而要触及到人的灵魂，触及到时代的病灶，首先要触及到自己的灵魂，触及到自己的病灶。首先要以毫不留情的态度向自己问罪，不仅仅是忏悔。

一个作家要有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的勇气，但一个作家不能爱自己，也不能可怜自己，宽容自己。应该把自己当做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敌人。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在诸多的娱乐把真正的文学创作和真正的文学批判和阅读日益边缘化的时代里，文学不应该奴颜婢膝地向人们心中的“娱乐鬼魂” 献媚，而是应该以自己无可替代的宝贵本质，捍卫自己的尊严。读者当然在决定一部分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会创造出自己的读者。

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文学来说，也正如同狄更斯的描述，“这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只要我们吸取土行孙和安泰的教训，清醒地知道并牢记着自己的弱点，时刻不脱离大地，时刻不脱离人民大众的平凡生活，就有可能写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共同的优点和弱点，深刻地展示了人类的优点所创造的辉煌和人类弱点所导致的悲剧，深刻展示人类灵魂的复杂性和善恶美丑之间的朦胧地带并在这朦胧地带投射进一线光明的作品”。这也是我对所谓伟大作品的定义。很可能我们穷其一生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但具有这样的雄心，总比没有这样的雄心要好。

【主旨思想】

莫言非常重视文学的本体意义，体验性是他乡村写作最重要的特点，这得益于他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他与乡间社会朝夕相处，它的魅力与痛苦都深入到作家的骨髓，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这种归属性的存在不同于早先知识分子理性剪裁过的农村，借此展现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兼济天下的宏愿；也不同于城市作家体验农村生活一般只看到了农村社会的浮光掠影，从而得出一些偏激的结论，相反那是一种由表及里的深刻，他能发现农村不仅有耕种的辛劳还有收获的喜悦；不仅有众所周知的麻木愚昧还有为人不知的真诚纯粹。对此，莫言也毫不讳言自己农民作家的身份，他认为这是故乡血地对自己的一种限制，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故乡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物百态就印入了作家的意识，培养了他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角度，因此在创作中遇到合适的催生物就容易产生本能的反应，做出相应的情感取向。

【解构正史】

莫言的系列小说打破宏观历史叙事，展示小人物的历史和人性的丰富，它颠覆了传统革命叙事整体的、进化的历史观代之以小人物的多维的、立体的性格展示，通过他们人性的自私、欲望和面对民族大义时冲锋陷阵的伟岸以及在历史的洪流面前无能为力的苍凉来展现历史的另类书写。这种搁浅宏观的历史叙述代之以个人历史的书写，无疑突出了个人历史无边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也进而使探索历史规律的努力变得可笑。其次，莫言在其小说创作中通过历史中的个人面对生殖的苦难、战火的侵袭、食不果腹的生命危机等等细节的刻画来展现人物在巨大的历史洪流和苦难中的坚韧、顽强与包容，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光辉，但也从侧面体现了历史带给个人进步的同时也存在对创造它的人类的束缚。最后，莫言还擅长通过拼合碎片化的历史片段来打破历史的必然性，体现其偶然性因素对历史的重大作用。莫言因为跻身于底层社会很难接受到严肃的正统教育，更多的是在田间地畔听来的夸张精彩的神鬼故事或英雄传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心中并没有真正的历史概念，而只有传奇，相反这种传奇化了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却更接近历史本来的面目，增加了历史的趣味性。在莫言的笔下这种传奇化了的历史首先既表达了历史细节的真实，而非概念的真实，也表达了历史人物形象的真实，这是一种生动的，具有明确叙事视角的历史表达。因为，革命小说创作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整体创作，在宏观的叙述中忽略了微观的刻画，在革命小说中大多是英雄群像却很少有对个体人物的细致刻画。因此以莫言为首的新历史主义反其道而行之，聚焦于人物个体，致力于书写细节的真实，从而增加历史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在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中，大都架空了历史，将人物置于历史的中央，通过人物的命运走向和性格演变来建构历史。

莫言的作品对完美人性的讴歌和对违背人性发展的批判都一针见血，而且莫言是一位执着于现实人生又具有反思批判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论形式、内容、风格如何天花乱坠千变万化，而人及人在历史现实面前的生活情状以及情感流变才是他关注的永恒主题。莫言通过人建构起来的生活背后表现得也是错综复杂的人性，当这种普世的情感出现异变和扭曲的时候，莫言就义正词严地发出了他的批判之声。在莫言的作品中最典型的就是作者对历史反人性的批判，莫言笔下的历史多是被解构的历史，是从历史的最直观承受者老百姓的角度来审视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脱去了正史的冠冕堂皇，而多了一些真实。无疑，在莫言眼中荒谬的历史事实是加之在老百姓头上的第一元凶。

【批判退化】

“种的退化”即通过人类一辈一辈生命力的不断衰弱来体现一代不如一代之意，它不仅是莫言小说创作中一个颇具原创性的叙事情节和重要的叙事主题，也是莫言生命意识的最初萌芽，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独特认识和反思。当然种的退化只是作者运用的一个隐喻，而背后作者对这种民族生命强力越来越羸弱表现出的痛心疾首的批判，借以呼唤民族强健生命力的回归才是作者的终极追求。

莫言企图通过对家族原始野性精神的呼唤，来化解家族现代困境的窘境，以达到重建民族昂扬奋发的“红高粱精神”。以种的退化的批判来达到对民族、历史、生存现状的批判，从而引起反思和疗救的注意。

【叙述艺术】

莫言是一位从主题形式到语言表达都充满想象力的作家，并且他的想象力不拘于常态，不易于把握，充满了儿童式的跳跃与猎奇性。他的想象只是一件包裹深邃内容的多彩外衣。基于独特的地域文化熏陶和成长环境的影响，异彩纷呈天马行空，就像儿童的思绪不受控制，莫言飞扬的想象力也是不受控制束缚的。

这种时间自由流动的时序模式，具体表现为“书信体”小说和“倒叙结构”两种情形，前者是独自形式，让情节随着思绪延展而不断被调动，后者则是由倒叙发展出一种“叙述框架”结构，二者都形成了一种“复调”的结构格局和审美效果。[52]

【语言艺术】

莫言是一位十分重视语言锤炼的作家，他认为能被称其为艺术大师的作家就必有自己独特、鲜明、个性化的语言。因此在已有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语言习惯之下，莫言将传统唐诗、宋词、元曲的韵味与高密东北乡的方言土语糅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流畅飞扬的语言张力，更为重要的是莫言融会贯通了民间戏曲、民间口头艺术家滔滔不绝的言说方式，形成了一种一泻千里泥沙俱下的语言定势，而莫言不仅在审美上大俗即大雅，在语言使用上也是旁支斜出、信马由缰不受任何语法逻辑限制，经常将多种言说形式杂糅，使其在极度自由的状态下叙述故事。